1949-1992:國貨涌動到外資涌現的北京商業丨外商投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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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孟/李琳
5小時前
[ 恒耀導讀 ] 北京商業的變遷過程有其獨特性和唯一性,這與它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其一直被視作中國商業發展的一面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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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當前跨國零售企業在中國市場運營的如何,但作為中國零售賣場的教科書,外商零售的進入確實給中國零售市場產生了較大影響。近期恒耀恒達平臺發布的《2019全球市值250強外商投資企業在華發展報告》中,全球市值250家跨國企業中零售占比較大,已有中國業務的跨國企業中零售行業以28家的數量排在第一,其次是醫療健康24家,金融18家。

本文為大家精選的是1949-1992年間北京的商業變遷歷程,選自贏商網《70年城市商業變遷史?北京》系列文章中的兩篇文章,共計9000字左右,預計閱讀時間15分鐘。

本文來自贏商網,作者孔德孟、李琳,經授權后轉載,以下帶來恒耀恒達平臺精選閱讀:


1949-1978:計劃經濟時代下的北京商業夢

北京商業的變遷過程有其獨特性和唯一性,這與它的政治地位密不可分,其一直被視作中國商業發展的一面鏡子。

建國初期,因為私營工商業從業者對新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充滿迷茫,當時北京商業的發展狀況并不理想。根據北京商業部門統計,從建國至1950年4月15日,北京市私營商戶新開業5963戶,歇業3005戶,但其中新增多是小戶,且歇業者多是大戶,還有不少商戶縮減規模,此外,準備歇業的商戶也有很多。

從1951年底開始,公私合營的趨勢已經不可避免,人們熟知的全聚德、同仁堂等老字號企業許多都變成了國有企業,到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宣布實現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  

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后,關于商人、資本、自由經濟、消費者這些資本主義關鍵詞成為了舊世界的記憶,這一階段主要由計劃經濟下的國營商業為主,北京商業也正是從此背景下起步發展。

首都商業發展進程中的“最佳代言人”  

作為新中國首都,那時北京的輕工業并不發達,商品供應長期得不到滿足,商業發展百廢待興。

時任北京市商務局局長的彭城一直盤算著建一座地標性的國營商場。1952年8月26日,中貿部正式批準修建百貨大樓的計劃,并同意承擔全部商場部分建設投資。從此,北京市百貨大樓的建設便提上了議程。  

1955年,新中國成立6周年,距離國慶節還有五天時間,京城商業圈發生了一件大事。9月25日上午9點半,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百貨大樓舉行了開幕典禮。儀式一結束,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們,像潮水一般涌入大樓,開業當天,顧客流量多達16.4萬人次,人們的購買力十分驚人,當日銷售額達到了30.9萬元。

從這一年的國慶節起,百貨大樓每年國慶節都會被如潮水般的客流包圍,到百貨大樓買生活用品成為了老北京人最為深刻的國慶記憶。

北京市百貨大樓是由我國自行設計,自行投資建設,自主經營的第一座大型國營百貨商店,也是當時計劃經濟年代下,唯一一家被批準,享有全國采購權的零售企業,不僅能從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進貨,甚至還能銷售國外的進口商品,所以北京市百貨大樓不光在北京,在全國都算得上是商品品類最全的商場,被稱譽為“新中國第一店”。

北京市百貨大樓因為商品齊全成為了那個時代人們購物的首選之地,外地人進京可以哪都不去玩,但一定得去百貨大樓買點東西。那時,老北京人都流行一句話:“百貨大樓買不到的東西,您哪兒也別去了”。

如果說北京市百貨大樓是新中國建國初期地標性的商業建筑,那么其營業員張秉貴則是這一時代百貨從業人員的精神象征,他練就了令人稱奇的“一抓準”、“一口清”技藝,一度被視為百貨大樓的“代言人”,而所謂“一抓準”,就是指張秉貴一把就能抓準分量,顧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兩;“一口清”則是非常神奇的算賬速度。

除此之外,張秉貴更為著名的是“一團火”精神,他永遠用燦爛的微笑對待每一位從天南海北過來買糖果的顧客,他有這樣一句名言:“我們售貨員要胸中有一團火,溫暖顧客的心,樹立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從張秉貴這句名言可以看出建國后中國百貨業的特征:三尺柜臺阻隔了顧客和銷售員之間的感情交流。當時,中國的百貨企業不僅僅負責商品流通,作為窗口單位,還擔負著政府形象的責任,因此,張秉貴成為了這一時代背景下的商業人才。

北京市百貨大樓的開業,是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首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一件大事。據王府井集團老同志回憶,在百貨大樓成立時,北京市政府號召了500余位北京零售行業年輕精英助力百貨大樓經營,這些零售精英后來成為了百貨大樓第一批商業骨干,而這也正是王府井集團傳承北京商業基因的開始。

這座北京乃至全國知名的百貨大樓的出現,為王府井商圈雛形的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也標志著首都商業正式進入到國營時代。

繁榮首都服務行業:上海名店集體遷京

王府井商業街上,有許多著名的京城老字號,這些老字號的發展歷史中刻有著首都商業發展的時代印記,但論其根源,許多京城老字號其實是融入京城的“外地人”,而這一點,如今很多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了。

回到曾經的歷史時間節點,在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的一封來信。信中,他表示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而這已經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抗議”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對北京的服務業都很有意見。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這引起了中央的關注。為了改變北京服務業落后的面貌,周總理提出“繁榮首都服務行業”的號召,在這樣的背景下,上海服裝業一共遷來鴻霞、造寸、萬國、雷蒙、藍天在內的21家服裝店來支援北京。

后續,理發、照相、洗染、餐飲等服務業的名店遷京工作也陸續展開。1956年6月5日,紫羅蘭、湘銘、云裳、華新四家理發店抽調了大約68人,帶著火車托運的燒水鍋爐、美國進口的理發轉椅以及一應理發用具來到北京,在王府井東安市場北門的金魚胡同開設了四聯理發館,意為四家聯合。

四聯理發館遷來北京的,不僅是先進的理發設備、成熟的技藝和舒適的服務,同時還帶來了南方人的細膩、時尚、優雅,四聯理發館很快受到首都各界人士歡迎。從那時起,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馬連良、葉盛蘭等,演員王曉棠、濮存昕,歌唱家王昆、李谷一、馬玉濤等都是店里的常客,去“四聯”理發也成了當時一種身份的象征。

在上海名店遷京的浪潮中,除了理發業遷京的“四聯”外,照相業有“中國”和“國泰”兩家,洗染業有“普蘭德”和“中央”兩家,也同乘一列火車,浩浩蕩蕩地來到了北京。

據說,此前遷京名單中并沒有中國照相館,但負責“引店遷京”的北京市社會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在私下逛街時,無意中發現當地人極為稱贊的中國照相館,便把中國照相館也加進名單中,上海市方面有些舍不得,但為了支援北京服務業,最終還是忍痛割愛了。

關于中國照相館遷京后的位置,中央領導也頗費了一番心思,最后還是周總理親自選定:“放在王府井挺好,而且要放在王府井口上。”最終,中國照相館落戶于王府井大街南口,也就是如今東方新天地的所在地,后來幾經搬遷,落在了王府井大街180號的位置。

來京后的上海名店大多落在了王府井、前門、西四這樣的繁華商業區,這些名店為當時的北京商業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與活力。六十多年過去了,上海名店變成了京城老字號,當年援京的上海師傅們,服務了幾代北京市民和旅游者,也早已融入了北京這個由五湖四海人組成的大家庭中,從老上海已經成了老北京,為北京商業發展貢獻了不可忽視的力量。

計劃經濟時代下的京城四大商場

在計劃經濟年代,諸多歷史條件下引發了北京的商品供應短缺及商業網點嚴重不足。那時,北京商業領域一度靠著四大國營商場支撐門面,這四大國營商場分別是北京市百貨大樓、東風市場、西單商場和天橋百貨商場。

在四大商場中,若論資歷最老,那在王府井大街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東安市場得算頭一號。

1903年,慈禧批準開放當時已經廢棄的神機營操場,供商販們經營,至此,便有了東安市場的雛形。后來,此地生意興隆,攤點日增,東安市場進行了初步規劃,從北到南建起一條長街,以經營百貨、食品為主,由于此地距離使館區近,各國商號也來此經營,東安市場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商號、書店、游藝無所不包的超級市場。

1949年后,北京市第一商業局成立東安市場管理處,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行業、網點格局和傳統的經營特色。1954年起,東安市場內店鋪陸續公私合營,1968年改制成為國營企業,1969年竣工后重張開業,經營面積達到27000平方米,甚至超過百貨大樓,設有北門、西門、中門和南門四個門,與百貨大樓交相呼應,成為王府井大街又一顆商業明珠。

在建國之前老北京就流傳著這樣一句老話:“東有東安,西有西單”。歷史悠久的西單商場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厚德商場的開業,到后來陸續建起富德、益德、惠德、福壽和臨時商場,六個商場一起被統稱為西單商場。  

1950年9月,位于舊西單第五商場臨街地方掛出了中國百貨公司北京市分公司第三門市部的牌子。1956年,以第三門市部為基礎,第一至第六商場順利實現公私合營,直接過渡到北京市百貨公司西單百貨商場。至此,西單商場規模逐漸擴大,人氣越來越旺。

但因年久失修,1971年6月,西單商場經檢測鑒定為地基下沉,為了顧客和職工的安全,商場一半面積停止營業,直到后來,由一個不經意的機緣促成西單商場完成了一次蛻變。

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其隨行記者想參觀北京一些景點,西單商場成為了美聯社記者的首選目的地。聽說美國記者要來西單參觀,商場職工們無比好奇、興奮,想把最好的服務展示出來,但是美國記者卻無視這些,反而把鏡頭對準商場里的角落,把最破舊的一面一一收入鏡頭,這讓西單商場職工受到極大刺激,深感必須改頭換面。

當時所有的西單商場職工都要求改造商場,但根據市政規劃,還得等幾年才可以動工。西單商場領導班子當即決定,自己動手蓋大樓。1972年8月,西單商場陸續抽調了320名職工,將舊樓分段停業改造,邊營業邊蓋大樓,1978年9月,一棟建筑面積較過去大了4倍的大樓出現在京城百姓的面前,西單商場職工管這棟樓叫“爭氣樓”,因為其為西單、為北京、為新中國爭了一口氣。

在這四大國營商場中,天橋百貨商場一直被稱為首都商業領域的急先鋒、時代弄潮兒。天橋百貨商場始建于1953年4月,原名為中國百貨公司北京市公司第四批發部,后定名為天橋百貨商場。

當時,北京財貿系統以“改進服務態度,提高服務質量”為主要內容的紅旗競賽活動蓬勃開展。1958年8月25日,在有4萬人參加的全市評比大會上,樹立了各行業的紅旗單位28個,形成了中心有天橋百貨商場,各行各業都有排頭兵的局面,天橋百貨商場也被評為了“全國第一面商業紅旗”。

1959年的一期《北京日報》介紹了天橋百貨商場在五好紅旗競賽運動中提出的相關服務指標:對顧客做到主動、熱情、禮貌的基礎上,簡練、明確和實事求是地介紹商品,耐心幫助顧客挑選花色品質,算賬迅速準確,包裝美觀、牢固,商品陳列做到藝術、美觀、有政治意義。

在那個年代,全國商業、服務業一度掀起“學天橋、趕天橋”的熱潮,“學天橋”甚至超越了行業界限,許多單位紛紛到天橋百貨商場觀摩學習。

北京商業走出“黎明前的黑暗”

在“文革”時期的混亂形式下,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沖擊和政策導向的影響,中國商業發展幾乎處于停滯狀態,很多商業機構都陷入癱瘓,舉國陷入“短缺經濟”的窘境,當時北京商業發展狀況正是這一時期的縮影。  

在“文革”興起之時,不少傳統的老字號招牌都在“破四舊”風潮中被砸爛,換成了許多政治色彩濃烈的字樣。

1966年8月某一期《人民日報》記錄了北京商業門店遭破壞的情形:王府井百貨大樓被搬掉了“王府井”三個大字,改名北京市百貨大樓;東安市場也被改名東風市場;全聚德被砸掉“全聚德”三個字,掛上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四聯理發館被改名為“北京理發館”。據統計,當時王府井一條街甚至就有6個以“紅旗”命名的招牌。

不僅被改換招牌,很多商場和品牌的經營也在“文革”時期受到直接影響。四聯理發館的燙發、化妝項目被取消,操作規范和消毒措施也無從談起;一切不符合革命形式的商品也被統統被列為需要銷毀的“問題商品”,如中高端化妝品、工藝美術品、金銀飾品、撲克牌等商品也均在“清洗”之列。

據統計,在“文革”期間,僅北京市百貨大樓停售的“問題商品”就達6800多種,占經營總數的20%。

這場荒誕行為折射出了那個時代的商業邏輯:商店乃至商業活動存在的目的是要為工農兵服務,而并不是為方便人們進行自由的商品交換,商業在當時中國的慘淡經營,消費者的失望與無奈,由此可見一斑。  

黑暗過后便是黎明,在“文革”結束以后,首都商業發展即將迎來新的曙光。1978年底,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企業擁有更多自主權,并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偉大的改革開放至此拉開序幕。

這時,可口可樂敏銳地觀察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跡象,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進入中國市場的第一家外資企業。1979年,首批三千箱瓶裝可口可樂從香港發往北京,時隔三十年,可口可樂再一次來到了中國內地。可口可樂的曲折回歸,這是一個“可樂”的事情,因為其釋放出一種信號,一個全新的時代真的已經到來。

其實,可口可樂早在1937年就在中國設廠,那時人們已經能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大街小巷買到可口可樂。1948年,可口可樂在中國的銷量甚至超過百萬箱。但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這個代表著“資本主義”的飲料在中國銷聲匿跡了。此后,可口可樂一直不斷地嘗試重返中國市場。

幾經曲折,多輪談判,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樂與中國糧油食品進口總公司(中糧集團前身)達成協議,采用補償貿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游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裝罐、裝瓶設備,在中國設專廠灌裝并銷售。

但考慮到當時群眾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商品尚有不小的抵觸情緒,政府規定可口可樂的銷售對象僅限于來華工作和旅游的外國人,銷售地點就是今天北京建國門的友誼商店。隨著時間的推移,可口可樂也走進各大商場、賓館、酒吧,無論懷抱舊思想的頑固分子如何斥責,“資本主義生活”來到社會主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力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車、縫紉機也已經變的不再稀奇,新“三大件”演變成了冰箱、彩電和洗衣機。時代的轉型與變革,悄然的在人們購物清單里呈現,北京商業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篇章。

1978~1992:“消費噴張”主旋律下的商業往事

站在歷史轉折的關口上,中國就此展開新篇章,北京的商業也于此開始,逐漸呈現出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

如果說1978年之前是被束縛住腳的小女人,那么1978年后的80年代,則是正值青春期的美少男。前者是被革命耽誤的消費壓抑時代,后者是荷爾蒙旺盛分泌的消費噴張年代。

人們在短短數年時間里,突然被允許擁有此前幾十年不可想象的商品,被壓抑許久的消費沖動猶如洪水般涌出,人們興沖沖地參與到可以自由選擇商品的消費洪流中,展開對新生活的殷切追求。

與之想配套的,消費反彈的背后,一套相對完善的商業體系也漸漸浮出水面。洋品牌的來襲、百貨業態的初具規模,成為這個時代下的商業風向標。不過,回望整個80年代,由于處于計劃經濟逐漸解體的特殊時期,一些商業活動依然受限于某種因素而無法大展拳腳。

斑駁陸離的生活畫卷

人們生活的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是當下商業活動的映射。從80年代北京人的點滴生活片段中,我們多多少少或許能感知到獨屬于那個年代的商業特色。

1978年,不少工人拿到了十年以來首次增加的工資。在北京市百貨大樓門口,首次出現了十年以來的節日營銷活動——大廳里掛上了巨幅春聯,前門廣場上擺起了年貨攤點。

同樣是這一年,年輕人開始燙起了卷發,理發店人滿為患,門口甚至排起了長隊。街道上,年輕人脫下綠軍裝,穿上了緊繃臀部、褲腳異常寬敞的喇叭褲,成為街頭時髦的風景。

在那個年代,人們最大的夢想便是擁有一臺電視機。不過當時,市場上的黑白電視機需要憑票供應,電視票相當緊俏,人們需要在供職的單位登記排隊等上好長一段時間才能等來組織上配給的電視票。即使拿到票了,電視機數百元的價格也會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購買電視機時,還要大排長隊,而且可供選擇的品牌并不多。大費周章過后,電視機才終于到手,肩抗著在未進入家門前,就已被街坊四鄰簇擁起來。撥弄好一陣兒電視天線后,畫面終于清晰,一群人圍坐在一起看春晚,過把電視癮,也許最幸福的場景莫過于此了。

電視有了,冰箱也不再是普通人望塵莫及的奢侈品。隨著冰箱在中國的逐漸普及,普通家庭開始用冰箱儲藏食物。人們對于食物的消費自此日漸增多,大眾開始習慣于提前購買幾天乃至一周的食物儲存起來,這位日后食品雜貨店和自選商場的大規模出現,奠定了基礎。

自行車在這時成為人們的主要通勤工具;電影院里又放起一些被禁多年的老電影,在那些略顯陳舊的大街小巷和城市的角落里,已經貼滿了露出女人大腿的電影海報;年輕人熱衷的迪斯科舞廳、商場里唱個不停的流行音樂,訴說著北京人的消費生活越來越多樣化。

當然,有些新潮的物件兒,在一些思想“頑固”的人眼里,成了“盲目模仿西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比如喇叭褲在當時就受到譴責,甚至有街道管委會的大媽上街“捉拿”那些穿著喇叭褲、留著長發的時髦年輕人。不過,這一切也未能阻擋那些追求新潮的年輕人的腳步。

作家王朔在回憶當年時,就曾發出“世道變了”的感嘆:“我和我身上這身風靡一時令我驕傲的軍裝眼下成了過時貨。正在跳舞的人們已經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褲、尼龍衫,燙了頭發,手腕上帶著電子表,大概還有人在說英語……我不再繼續寫入黨申請書,也不再搶著打掃廁所替戰友洗衣服表現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學雷鋒。我跟我們頭兒說我有辦法買到日本產的彩色電視機,揣著部隊養海帶掙出來的3000塊錢去廣東倒走私電器去了。”

當年的《華爾街日報》在一篇關于中國市場改革的封面報道中,使用了一個肯定式的語句:“中國人正在學會享受購物的快樂。”新興的商品市場吸引著人們投身期間,消費生活已經成為北京當之無愧的主旋律。

洋品牌來襲

與70年代前的國貨鼎盛不同,80年代的北京市場聚集了大批“外來物種”。

可口可樂、肯德基、麥當勞相繼進入中國市場,這些更能象征著所謂的“資本主義”的消費品,開始逐漸完善北京市場的商業環境,也為后來的國有企業改制上緊了發條。

1978年12月13日,中糧與可口可樂達成協議,允許其進入中國,1979年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裝可口可樂從香港地區發往北京;1987年11月,肯德基正式進入中國市場,第一家店開在北京前門;1992年4月,第一家麥當勞快餐廳在王府井大街南口開業。

自1978年中糧與可口可樂達成協議,允許其進入中國后,1979年底,首批三千箱瓶裝可口可樂的銷售地點,定在今天的北京建國門友誼商店。隨著時間的推移,銷售地點逐漸擴展至公園、大商場銷售。

1979年一瓶可口可樂的售價是4毛錢,而彼時制霸北京市場的飲料——“北冰洋”,售價才1毛錢。因價格過高,人們也只是嘗個鮮,復購并不高。為盡快打開中國市場,1982年北京可口可樂分公司在各大商場推出“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筷子”的活動,吸引了不少關注,而這也是中國當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促銷活動。時至今日,回頭再看這樣的促銷活動,早已是屢試不爽的營銷手段。

經歷過可口可樂的熏陶,當時間行至1987年,人們對于肯德基的入場,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熱情。

肯德基的第一家店,開在了老字號云集的前門大街上。當時只賣四種食物:原味雞、雞汁土豆泥、菜絲色拉、面包。一塊原味雞的售價為2.5元。從當時人均幾十元的收入水平來看,這無疑屬于高消費。

即便是價格不菲,正式開業第一天,依然受到了人們的歡迎。三層門店外排起的長隊,足足繞了一圈,一排就要兩個小時,絲毫不亞于今日喜茶開業排隊的盛況。不過,肯德基更勝一籌的是,甚至引來公安警察到現場維持秩序。

無論時代怎樣轉換,消費者“嘗鮮”、“打卡”的心理永遠都不會變。人們為吃一口肯德基,寧愿付出兩小時的排隊代價,不少游客還特地與店面門口的山德士上校合影,這在當今不也是常見的消費行為么。

肯德基進京后的1992年,麥當勞也首次來到中國。第一家麥當勞快餐廳開在了王府井大街南口,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麥當勞餐廳。這家擁有700個座位的快餐店在營業的第一天就接待了超過四萬名顧客,其受歡迎程度甚至超過1987年肯德基進入中國時的情景。

不過,如前文所述,處于特殊時代下的商業活動,依然受到某種因素的牽絆,對于外資企業來說尤甚。

可口可樂進入北京市場初期就遇到了不小阻力。起初,可口可樂的銷售對象僅限于來華工作和旅游的外國人,不過到后來,可樂的購買者中漸漸多了不少中國人,有些人甚至不惜動用私人關系,托熟人幫忙購買可口可樂。爾后,隨著人們對于可口可樂品牌的逐漸接受,它在中國所遭遇的阻力也逐日減小。

肯德基進入中國市場后,同樣遇到了在美國聞所未聞的問題。據當年肯德基的遠東地區總裁王大東回憶,20世紀80年代“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需要有合作伙伴,這個合作伙伴還不能是你自己找,而是政府給你找。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應該去找誰”。

當時,政府為其牽線搭橋的合作伙伴是北京市畜牧局,理由是畜牧局能為肯德基提供雞肉,就這樣畜牧局成了肯德基最初的中方股東。資金方面,則是北京市旅游局出資入股。此后,中國銀行又入股了肯德基。如此,在肯德基中國公司的股權構成里,美方占百分之五十,中方最大的股東是銀行,旅游局次之,最早的伙伴畜牧局,成了最小股東。

這種股權構成也成為當年外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普遍路徑。身處特殊時期,外來企業遇到的阻力雖多,但面對的市場確是一片藍海,與時下外來企業在中國遇到的空前競爭相比,已算是相當幸運了。

百貨業態初具規模

透過電視、冰箱、可樂、快餐等消費品,我們看到背后與之相配套的百貨、商店、飯館等的興起。在80年代,這些場所剛剛開始在商業的意義上,對普通消費者的經濟生活施加影響。

80、90年代,北京零售業的主體業態百貨業,如雨后春筍般崛起,貨架上的商品琳瑯滿目,商場里的人更是絡繹不絕。在沒有網購的年代里,百貨商場成了人們“一站式”購齊生活用品的綜合性場所。京城風靡一時的“四大百貨”:西單商場、百貨大樓、東安市場、隆福大廈,更是撐起了北京商業的大半邊天。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建造的第一座大型百貨零售商店,被譽為“新中國第一店”的王府井百貨大樓,以經營日用百貨為主。在漫長的計劃經濟年代,百貨大樓商品品種齊全,客流量一直居高不下,在當時有句話說:“百貨大樓買不到的東西,您哪兒也別去了。”

時至80年代,排隊現象雖然有所好轉,但每天早晨依然有大批顧客翹首期待著商場開門營業。據人民網援引當時一位柜員回憶,“二樓鞋帽柜臺前,常年都有固定的鐵杠子,那是怕擠壞了柜臺。清早上班剛提的貨,四個一盒的蓋杯碼得跟柜臺一樣高,半天兒過去就見了底兒,還得重新上貨。”

人們搶購的商品也從“手表、自行車、縫紉機”,變成了“冰箱、電視、洗衣機”。當年,買這些東西要憑票,有的顧客為了早買到票上的緊俏商品,晚上大樓一關門就來排隊,一排就是一宿,彼時到百貨大樓排隊購物成了王府井地區的一景兒。

東安市場作為京城資歷最老的百貨,文革期間被革命群眾改名為“東風市場”,直到1988年,才重新恢復了“東安市場”名稱,也就是為人熟知的“新東安”。隨著王府井大街上各類商店日漸興起,新東安市場面臨的競爭環境也日益嚴峻,不得不從傳統百貨轉型現代購物中心,現在只有老樓還掛著東安市場的牌子。

1978年的西單商場,是剛剛經過6年艱難翻建,才正式對外營業的“爭氣樓”。1972年,由于地基下沉、墻體裂縫、磚塊酥碎等問題,西單商場員工自行設計并重建了整棟樓體。

1983年,在北京市以商業服務為突破口,推進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大環境下,西單商場首創“引廠進店”,率先實行承包制,并對內部體制機制進行改革,成效顯著。相關數據顯示,西單商業街月銷售額普遍提高30%左右。1986年至1993年,連續8年奪得北京市大型百貨店年銷售額第一,并成為北京首家年銷售額突破10億元的單體店。

“京城四大百貨”里,最具傳奇色彩的無疑要算隆福大廈,因為它的命運著實令人唏噓。

改革開放初期,北京市商業業態發展面臨諸多問題,1981年8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頒發《關于加強商業、服務業網店建設的若干規定》,要求在新建居民區和工礦區職工住宅按照比例建設商業、服務業網店。得益于此,隆福大廈應運而生。

1988年建成之日起,地下三層,地上八層,面積達1.7萬多平方米的隆福大廈榮登北京規模最大的商業大廈。1、2層主要經營家電、文具、日用百貨,3層經營金銀首飾并設有卡拉OK廳,4層為辦公室。隆福寺那條很窄的街上,光電影院就有四家,分別是東四劇場、蟾宮電影院、東城工人俱樂部、明星電影院。

當時,整個大廈的年銷售額達5億元。不過最終一場大火卻讓隆福大廈損失慘重,此后雖然歷經多次轉型,都難再現昔日盛景色。如今再對隆福寺大街進行改造,將與中國美術館、首都劇場、三聯書店、嘉德藝術中心等現有文化、藝術元素有機融合,預計到2020年,整片隆福寺區域的改造將竣工并逐步開業。

從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超級市場、大型綜合超市、便利店、專業店、專賣店、購物中心、倉儲式商場等新型業態陸續進入中國,并得到迅速發展,徹底改變了傳統百貨業單一的經營模式。

90年代初期,百貨業樹立起零售業的主體地位,成長為北京零售業發展最成熟的業態,市場份額保持在60%以上,北京正式走進以商業為中心的時代。

后記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年代,北京商業的變遷,從消費市場波濤洶涌的熱情中,已能窺得一二。

不過,消費的驟然井噴,也有失去控制的時候。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政策,與被長期壓制的消費欲望,引發了幾次大規模的恐慌性搶購潮,北京商業也因此經歷了一段過山車,消費由旺盛轉至低迷,商品從暢銷陷入積壓。

盡管有過短暫的挫折,但北京商業的總體進程卻從未有過大的動搖。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今天人們所熟知的消費事物陸續進入了視野,所呈現的商業面貌終于開始和今天人們所熟知的現實變得愈加相像。

參考文獻及資料

「1」《購物兇猛——:20世紀中國消費史》作者:孫驍驥

「2」《周恩來與建國初期的商業調整(1949—1953)》作者:張松

「3」《上海名店遷京記:四聯美發、老正興都從上海來?》來源:人民網

「4」《京城風靡一時的“四大百貨”,您還記得嗎?》來源:京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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